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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胜地：西樵山风景区面积14.2平方公里，钟灵毓秀，素有“南粤名山数二樵”之美誉。西樵山还是华南地区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制造工场，“西樵山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考古学者誉为“珠江文明的灯塔”。曾孕育了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黄飞鸿、黄君璧、冼玉清等一批时贤俊杰。西樵山自然风光绮妮秀丽，人文景观丰富多姿，交通四通八达，是旅游度假、探险猎奇、考古寻秘的好去处。西樵镇辖下的西岸风景区位于西樵山的西南面，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得非常完好的风景区。这里群山环抱、绿树成林，流泉飞瀑终年不绝，是度假休闲和观光旅游的理想之选。镇内有大小宾馆、酒店25家，拥有四星级的云影琼楼和多家星级酒店。2005年，共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87亿元。西樵的景色，绚丽多彩；西樵的发展，欣欣向荣。新的世纪，新的挑战，新的思路，西樵将继续发挥区位、人文、环境优势，依托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大力推广应用信息化，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谱写新的篇章。西樵山位于广东省南海市的西南部，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自然风光清幽秀丽，旅游文化底蕴厚重，民俗风情古朴自然。自明清以来，文人雅士，趋之若鹜，旅人游子，纷至沓来，使秀美的西樵山成为名噪南粤的旅游热点。西樵山自然风光美轮美奂，山上72峰峰峰皆奇，42洞洞洞皆幽，更有湖、瀑、泉、涧、岩、壁、潭、台点缀其间，成为这座熄灭了亿万年的死火山的旷世佳作。西樵山林深苔厚，郁郁葱葱，洞壁岩缝，储水丰富，古人赞之为“谁信匡庐千嶂瀑，移来一半在西樵”。今人称之是：“绿色水库”，“固体水库”。正是因为西樵山有如此高品味的自然旅游资源，国务院、国家林业部才相继授予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两顶桂冠。最近还通过国家AAAA级旅游区的评定。体育成就，西樵是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篮球、乒乓球赛、龙舟赛等活动常年不断，广场文化蔚然成风。西樵女子龙舟队两年来在国内外多项比赛中夺得＂六冠一亚＂的优异成绩。
(2)陶器：西樵山遗址发现的陶器很少(前后出土估计不过二、三百片)，且缺乏完整器。可分两类：一类是夹砂陶，器形有圜底釜等，这里的一部分陶釜片，具有早期陶器的特征，如黄褐色或红褐色，胎薄，火候低，饰绳纹、划纹或压点纹，有的带红色、白色陶衣，年代应当较早。另一类是泥质素面陶和几何印纹陶，后者也有夹砂的(胎较厚)，纹有方格纹、叶脉纹、曲尺纹、半重圈纹等，年代当较晚。我们可以从西樵山周围如南海、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的其他遗址，看到西樵山文化陶器的特征。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如南海观音庙口、新会罗山咀、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高要永安夏江、深圳大、小梅沙（40）、以至香港深湾F层等。这类遗址夹砂陶器占很大比重(如罗山咀、大、小梅沙都达95%以上)。主要器形是圜底釜，还有罐、钵(碗)、盘、杯、豆和“器座”等。纹饰以各种绳纹和刻划纹、篦点纹为主。器形一般较小，手制或模制。泥质陶有罐、镂孔矮圈足盘、平底盆和浅盘、豆、杯等。泥质磨光红陶(或橙黄陶)占一定比例，并出现了彩陶，这是西樵山文化陶器的一个特点。如金兰寺、万福庵、深湾等泥质陶都占有一定比例。金兰寺下层的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占3.9%便是一例。彩陶目前已知的有，金兰寺（41）、万福庵、小梅杀（42）、香港舂坎湾、铜鼓湾、大湾和蟹地湾等（43）。金兰寺和万福庵多为残片，可以看出的有矮圈足盘等。金兰寺的彩陶是在磨光红陶表面绘赭红色宽带纹（圈足上），或在盘外绘叶脉状纹。东莞彩陶的特点是表里均绘彩，泥质黄灰陶先涂白地，再绘暗红色的宽带纹或弧形纹。在金兰寺还出一件可复原的陶钵，泥质灰陶，质地较坚硬，敛口小平底，底部有旋转痕迹，口沿外绘一道（宽1.2厘米）红彩宽带纹。口径17.5、高5.7厘米。舂坎湾（ChungHomWan）有两件复原器，均为圈足浅底盘（ShallowDish）器形略有差别。一件敛口，圈足向内弧；另一件敞口斜腹，圈足外撇，饰小圆镂孔，红陶白衣，盘外绘红彩波浪纹、圆点纹。同出的还有一件完整的镂孔圈足直腹细泥红陶杯，器身刻曲折纹（44）舂坎湾出土的同类彩陶矮圈足盘残件，省博物馆也有藏品（45）。1980年，深圳小梅沙遗址发现一件彩陶圈足盘，经复原其形制与舂坎湾的一件几乎完全一样，唯器形稍大，彩陶图案更为清晰，美观（46）。以上彩陶均定为新石时代中期。此外，在我馆藏品中，笔者找到一件粗纱陶釜或罐口沿残片，口沿上有一道红彩宽带纹，以下为刻划纹及绳纹，出于南海县，编号为“NKG”的遗址。这表明西樵山遗址所在地的南海县也有彩陶发现。还有，在佛山河宕下层也发现过一件完整的泥质橙黄色彩陶圈足小罐，在口沿面上绘三条短条纹，上腹绘一笔流畅的赭色彩条。另外在下层出土有十多件（残片）泥质磨光彩陶圈足盘，图案是一种红色或赭红色的宽带纹或宽窄并列的条纹，绘于盘口外或口沿面，花纹比较简单(47)。总之，目前珠江三角洲、香港沿海岛屿(以及韩江三角洲海丰等地(48))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中发现的彩陶，数量还不多，图案纹样比较简单。器形主要是圈足盘，还有小平底钵、圈足小罐和夹砂釜或罐等，彩陶图案属于几何形花纹系统(带状条纹、平行线条纹、叶脉状条纹、勾连弧线或勾连云纹等)，比较复杂的是小梅沙那种近似勾连弧线纹加圆点等，至今未发现动植物图案花纹。总的风格与我国东南沿海省区新石器中期陶器上刻划纹的特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又与青莲岗文化、昙石山文化、凤鼻头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例如，南京北阴阳营有口沿绘宽带纹的圈足碗，邳县大墩子彩陶钵上有绘勾连弧线加圆点纹(49)。台湾凤鼻头文化圈足盘圈足上也有类似舂坎湾弧线纹的彩陶花纹。台中社脚也有类似河宕那种在口沿面上绘宽窄排列的短线条纹(50)，等等。广东的彩陶与它们可能有一定的关系。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遗址，有金兰寺中层、东莞龙江村、南海通心岗、灶岗、佛山河宕、高要茅岗、深圳鹤地山、赤湾村、宝安蚌地山(51)、西樵山镇头西坡，以及香港深湾cb层等。广东新石器晚期根据石峡下层和中层等遗址的层位叠压和器物的特点变化关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或称晚期和末期)。上述珠江三角洲的遗址虽然本身还有早晚之别，如金兰寺中层分有2A层和2B层，河宕遗址可分第2层和第3层，镇头西坡贝壳层也可分上、下层，但它们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上大多属于末期，即大体与石峡中层、始兴澄陂村窑址相当。这个时期的陶器，一个特点是几何形印纹陶的盛行，泥质陶和夹砂陶都拍印纹饰，而且具有特点。以河宕、灶岗与石峡中层比较，前两者印纹深而清晰，单位结构粗疏，如对角线的重方格纹(大小由四至五重组成)一个单位直径达4-6厘米。印纹种类也多，河宕一处就有二十多种不同花纹。另一特点是器形承袭、发展了本区前期的特征。如炊煮器仍以釜为主，三足器(如鼎等)极少发现(佛山河宕出土四万多片陶片，仅见一件实足)。深圳赤湾发现一种粗砂陶的“炉箅形”器，有的下面支垫器座，应为烤鱼类的器物，过去宝安、香港深湾等地发现的多为残件，不明用途（52）。另外深圳还发现一种带两个镂孔的“炉座”(暂名)。这里仅举河宕为例，河宕旧墟遗址较大面积的揭露及其出土的丰富陶器，在西樵山附近以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晚期(末期)陶器的种类和几何印纹陶的丰富多彩。如盛行圜底釜、矮圈足罐，缺乏三足器类。釜多宽沿敞口(棱角明显)、扁圆腹。夹砂陶的印纹除绳纹、条纹(篮纹)、划纹(以水波状为多)外，还有曲尺纹、梯子形格纹、云雷纹、对角线重方格、凸圆点纹等二十多种。泥质陶主要有罐壶类和盘豆类。罐壶类都附圈足，形式多样，主要是圆腹和折肩两类。圆腹的多素面磨光，地层和墓葬中都有出土，是石峡中层未见的。小口折肩的，肩以上无纹，肩以下有云雷纹一至三周，以下多为曲尺纹组合，是末期出现的一种典型器。石峡中层也有，但数量很少。盘豆类数量多，以镂孔矮圈足为主。圈足盘有敛口、子母口和展唇等不同形式，质地多为细泥磨光红陶或橙黄陶。一，种敛口的磨光红陶盘，很象仰韶式的红陶钵，但下面附有圈足，同时在圈足盘中还有一部分彩陶。泥质陶的印纹种类将近有三十种，主要拍印于罐壶类上。此外，河宕还发现有六、七十片陶片上有刻划符号，二件器底部刻划鱼纹，符号多刻于圈足盘的底部。石峡下层没有发现刻划符号，中层仅见一个“米”字形符号。而与河宕年代相当的高要茅岗也发现有十个左右的刻划符号。河宕下层与中层的陶纺轮有明显区别，中层多为素面。下层的其底面多有刻划花纹，为单线或复线的圆弧线，把底面分成三、四、五等分。还应提到，增城金兰寺中层，出土过一件形象逼真的陶祖(且)，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父权制的确立。(53)
6.年代与分期：本文拟将西樵山文化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也即同一文化系统的三个发展阶段。由于目前对西樵山遗址以及珠江三角洲有关主要遗址的发掘做得不够，特别是对细石器遗存的年代看法分歧较大，本地区又缺乏可资比较的遗址。因此，这里所谈的年代和分期还是大致的推断。早期以西樵山火石迳等细石器遗存为代表，其上限年代暂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其下限年代有些遗址可能更晚一些(如果将来证实细石器遗存确与有肩石斧等大石片石器或陶器共生，则可并入中期，如证明细石器遗存属于中石器时代以至更早，那就另当别论，则不包括在西樵山文化范畴内)。中期文化遗存，以及西樵山遗址中出土有肩石器及绳纹、刻划纹粗砂陶的遗存。文化遗物以绳纹、刻划纹粗砂陶、泥质红陶、彩陶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共存为主要特征，年代推定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一是根据金兰寺中层测定为4035±95年BP.(树轮校正为2495±145年B.C.)但其下层比中层的文化内涵有较大差别，下层不出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二是西樵山镇头西坡贝丘遗存第三层测定为5470±100年BP.(树轮校正为6120±140年BP.)（66）。三是深湾F层推定为2000-4000年B.C.。晚期的可以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第7、10、11、12地点等、金兰寺中层(包括2A、2B层)、龙江村(相当于金兰寺2A层)、河宕(包括中层和下层)、灶岗(相当于河宕下层)、茅岗、鹤地山、赤湾村以及深湾Cb层等为代表。文化遗物总的特点是磨光石器很普遍，而以有肩石斧、锛、铲和有肩有段锛为典型器，有发达的几何印纹陶，粗砂陶、泥质软陶、还有硬陶(如河宕等)共存，但未出夔纹硬陶、釉陶和青铜器。根据地层叠压、器物演变，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年代大致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下限可能要到商代。有一些测定年代可供参考，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测定为5050±100年BP.(校正值5660±125年BP.)（67）。灶岗为5405±120年BP.(校正值6040±140年BP.)，河宕旧圩下层四个贝守则标本为4905±5085年BP之间(校正值距今5500-5705年)。中层或打破中层的墓葬，M1人骨测定为3600士100年BP.(校正值3900±100年BP.)，M12人骨测定为3800±10年BP.(校正值4200±160年BP．)。高要茅岗一个木炭标本为4070±100年BP．(校正值4490±150年BP．)；另一木炭标本为4265±90年BP(校正值4735±140年BP)。深湾cb层三个贝壳标本测定为3830±95年(2400年B.C.)、3700±95年(2200年B.C.)、3110±95年，(1500年B.C.)。以上这些测定年代，若从文化遗物特别是陶器发展变化的顺序编年来比较，晚期遗址中不少用贝壳标本测定的年代都嫌偏早，原因这里从略（68）。但了解这一点对遗址年代的排比是很重要的。综上所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至港澳沿海岛屿，存在着一种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中期和晚期)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分布范围广、经历时间长、内涵丰富多彩。在遗址的地理位置、主要经济类型、文化遗物特征、墓葬及其习俗(包括人工拔牙习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既区别于粤西封开黄岩洞类型为代表的早期洞穴遗址、粤北以英德青塘类型为代表的早期洞穴遗址，又区别于韩江三角洲以潮安陈桥村、池湖凤地贝丘遗址类型为代表的中期遗址，也区别于粤北以石峡遗址下层为代表晚期文化(即石峡文化)。但它又与韩江三角洲、粤西地区(指珠江三角洲以西的)、高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具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又与广西邕江至左右江以南地区尤以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包括金门的蠔壳墩)、凤鼻头文化和圆山文化等，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果再从我国有肩石器的发源地(西樵山石器制造场就是一个主要发源地)、主要分布区(两广地区)以及传播关系，即有肩石器在台湾、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的发现看，也可以说明西樵山文化与它们有着一定的关系。总之，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以及广东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同属我国江南地区百粤族分布区的“先越文化”(参看拙文《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2年1期)，但也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别(特别是在中期和晚期的前一阶段)。如果说石峡文化是一种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那么，西樵山文化则是一种以渔猎、捕捞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贝丘遗址和沙丘遗址的种种迹象看，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定居生活更带有“流动性”的特点。到了相当夏商时期，特别是到了青铜文化(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总的说来相当于西周-战国晚期)，由于本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邻近地区原始文化的交流、影响，随后又受到中原商周文化、长江流域楚文化以及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西樵山文化终于为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所取代。
5.地理环境、遗址类型和经济生活的特点：西樵山文化分布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地势坦荡，河涌纵横，山岗台地(一说是岛丘)棋布，又有不少低洼沼泽地的冲积平原（62）。这种复合三角洲的地理环境，亚热带或热带气候及自然资源的特点，必然给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习俗，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可从遗址类型、自然遗物及居住遗迹(如“干阑式”建筑)等方面得到说明。在各种类型的遗址-山岗(或岛丘)、台地、土墩、贝丘、沙丘(或沙洲)遗址中，贝丘和沙丘遗址占半数以上，目前总数不少于一百处。广东新石器中期的遗址多是贝丘遗址，也多分布于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沙丘(或沙洲)遗址如深圳大、小梅沙，香港深湾F层第。属于晚期的贝丘和沙丘遗址(或文化层)就更多了(参看本文附表)。这类贝丘和沙丘遗址(主要是贝丘遗址)，堆积着大量成层的介壳类和水陆栖动物遗骸。如河宕旧墟发掘面积760平方米，就出土有三千五百多件各种动物的遗骨，以及数以吨计的介壳(主要是下层)。下面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种属，以供研究参考。象(南海民乐、河宕、茅岗等，民乐象头骨鉴定为“西樵山亚洲象新亚种)（63）”，牛(河宕中层、金兰寺、增城石滩仙村、新塘、博罗铁场墟、民乐龙船田、观音庙口、深湾[Bos])，猪(河宕，茅岗，龙江村，深湾等，茅岗、河宕经鉴定有小部分属家养)，弥猴([Maccasp.]河宕下层)，马来鳄([Tomistomasp.]河宕、东莞龙江村等)，硬头海鲶(俗称赤鱼[AriusLeiotetocephalos]深湾数量多，还河宕，金兰寺)（64），据《深湾》报告说是一种深海鱼类，产卵时可游至浅海或河口)，断斑石鲈(俗称头鲈，也深海鱼类，深湾有大量出土)，海豚、大魟鱼(深湾)，丽蚌或河蚌(Lamprotulasp.)兰蚬或河蚬(Corbiculasp.)，蚶(新会罗山咀、环城牛头山、茶坑、外海潮莲富岗、青澜、高鹤古椰村、博罗马嘶村、上南村、惠阳潼湖下里村等)，牡蛎(俗称蠓，有长牡蛎、僧帽牡蛎等，河宕旧墟、狮子桥、南海大沥梁边村，增城仙村、新塘、石滩、博罗铁场圩，新会环城、外海、罗山咀等)（65）。此外，有些遗址还有石、陶网坠。以上这些发现，一方面充分证明渔猎、捕捞业是当时居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另方面，对探讨珠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和变迁及是否有过海浸等问题，也有参考价值。至于山冈和台地遗址，从大量磨制石斧、锛、铲和发达的陶器看，晚期应有原始农业的出现。但至今似未发现过农作物，因此无法作进一步的推断。
行业一览：西樵经济稳步发展。“三高”农业、建陶业、五金电器、化工、印刷包装业等也是西樵的支柱行业。农业已形成了粮食、水产、蔬菜、禽畜、经济作物五大生产基地，优质水产养殖面积3万多亩，常年种植蔬菜3万多亩。建筑陶瓷产品质量档次居全国前列，全镇现有23家陶瓷厂、130条生产线，年产各类建陶产品1.5亿平方米，产品享誉国内，远销北美、中东、东南亚、西班牙等地。五金电器化工企业150多家，成为第三大工业行业，新上摩托车装配线3条，年生产能力26万多台，出口南非等地。印刷、服装等行业也有新的发展。
(一)关于遗址的性质问题：多数研究者认为，西樵山是一处石器制作场，如《未来希望》、《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⒀、《复查》和《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⒁等。《初步调查》和《西樵山石器》两个报告，则认为还存在着与采集、渔猎(早期的)和锄耕农业(晚期的)有关的遗存。我赞成西樵山主要是一处大型的、使用年代很长、石制品供给范围很广的石器制作场的看法。只有充分注意并进一步解决石器制作场这个问题，才能对西樵山许多地点发现大量打制石器(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巨量的石片作出恰当的解释，特别是对霏细岩的各种打制石器和石片的分类、定名和年代，进行正确的分析，珠江三角洲许多新石器以至青铜时代遗址石器或石料的来源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一点，《复查》和《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的作者作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我也认为西樵山还应有生产活动的遗存，而不仅仅是石器制造场。早期的如太监岗和南蛇岗，既有细石器的文化堆积，又发现有使用痕迹的细石器，晚期的就更为明显。除镇头西坡(第15地点)保存有长20余米，厚1米左右的文化层(淡水沙蚬等贝壳堆积，可分两层，内含大量石片、部分石器和陶片)⒂外，第7地点(佛子庙)和第11地点等，都有文化堆积，并非都是坡积层。又如西樵中学校址(暂编第23地点)先后出土过十多件磨制精细的霏细岩、砂岩的有肩石斧、锛、有段石锛，这里是一片坡地或台地，这些生产工具应与锄耕农业有关。此外，西樵山遗址先后发现过大约近百件的磨光石器。有些石料如砂岩、板岩等似非西樵山所出产。这些石器，也应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1）石器：所谓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一指其石料，二指其器形。以燧石为主要原料的细石器是西樵山文化早期遗址中具有特点的生产工具(具体器物及分类参看曾骐的《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一文及本文第一部分的简述，这里从略)，目前除主要发现于西樵山外，珠江三角洲一些遗址也有少量发现(详见文末附表)。以霏细岩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最富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器形包括斧、锛、铲等，以斧、锛为大宗。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出土的多为打制的(包括一部分废品和残件)，刃部多未经磨制，斧或锛的器形难辨；珠江三角洲遗址发现的多为磨制(刃部磨制或通体磨光)，锛比斧多，还常见一种有肩有段石器。此外，还有一些长身、梯形或有段的斧、锛、凿以及镞、矛等。西樵山打制的有肩石器，主要可分四式：Ⅰ式为圆盘状，柄部不突出，应是从这种圆盘状石坯打制出双肩的。Ⅱ式略呈扇形，短柄，溜肩，弧刃，薄体。Ⅲ式器身呈梯形，长柄或短肩，肩角大于九十度，弧刃的多。Ⅳ式短身，宽刃，肩多呈直角，平刃的多。西樵山类型的有肩石器，其大小、厚薄相差悬殊，可能反映出用途的不同。最大的长达12-14、宽6-8、厚1-2厘米；最小的长仅3-4、宽2-3、厚0.3-0.5厘米。有肩石铲的特征是器型大，长身，短柄。西樵山文化中此类石铲发现不多，如中山大学在大仙岗采集的一件，器身琢制，全长21.5、柄高3.5、宽9-10.6厘米；省博物馆在第7地点采集的一件，全长17、柄高3.3、宽7-7.5厘米。此外，广州飞鹅岭菠罗山、番禺西园庄、喃呒山也有发现，但时代较晚。西樵山或西樵山文化的有肩石铲与海南岛发现的长身石铲，与粤西封开、德庆、高要以及湛江地区的阳江、海南岛儋县等地发现的大石铲(指桂南类型的大石铲)是否有承袭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35）。这里再举几个数字，以说明西樵山文化遗址中有肩石器与其它形式石器的共存、比例关系。例一，1960年前在广东中部低地区(基本上就是珠江三角洲)发现的一一四处遗址中，获得各种石器一○二三件。其中斧铲类九十八件，有肩的占五十一件；锛类三三四件，有肩的占一三八件，有肩有段的占八十八件，有段的占二十五件。这里四种主要石器共计五四五件，其中有肩和有肩有段的占二七七件，即占50％强（36）。例二，宝安蚌地山出土石器二○○件，其中斧、锛、凿九十四件，有肩的占五十八件，即占62％，而有段锛仅有4件（37）。例三，佛山河宕旧墟出土石器(不计砺石和装饰品)二一七件，其中斧(十二件)、锛(八十二件)、铲(三件)，共九十七件。其中有肩斧八件、有肩锛三十一件、有肩有段锛十八件，有段锛九件。三种合计五十七件，占斧锛铲总数的58.7％。其次，在河宕遗址中，西樵山石料的有四十七件(霏细岩的四十五件、燧石的二件)，其中斧，六件、双肩的占三件；锛类三十件、双肩的八件、单肩的三件、有肩有段的三件。如此斧锛三十六件，有肩和有肩有段的约占一半（38）。例四，广州飞鹅岭九处遗址发现有肩石器一五○件，占各类石器总数的80％左右。在有肩石器中，以斧最多，有肩有段和有段锛只有三件。其中Ⅳ式石斧(短身宽肩)和长身石铲也与西樵山的相近。霏细岩石料也占很大比例，证明其石料应来自西樵山（39），不过，年代应当较晚。以上数例可以说明，有肩石器在西樵山文化的主要生产工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约占60％以上）。有段石器特别是典型的在西樵山文化中发现并不多，它远不如石峡文化墓葬出土的那样典型、精制。但在珠江三角洲晚期遗址中，普遍出现一种中小型的有肩有段石锛，它是否反映着有肩石器与有段石器两者溶为一体呢?目前尚未见到详细论证的文章。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有肩石器与有段石器孰早孰晚的问题。就两广地区——我国有肩石器主要发祥地和最流行的地区之一来看，我认为有肩石器要早于有段石器。主要理由是西樵山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独一无二的有肩石器制造场，其次，在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新会罗山咀、高要永安夏江村这些新石器中期的遗址中，已经出现有肩石器而不见有段石器。这些遗址或层位一般定在距今五、六千年。而有段石锛在广东出现地层明确、年代较早的是曲江石峡遗址下层及墓葬。共存的有少量有肩、有肩有段石器及几何印纹陶。石峡文化墓葬的年代为距今四千五百年上下，下层前一段的年代较早，大致也不超过距今六千年。就全省调查发掘情况看，有段石器多与几何形印纹陶共存。
2.西樵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西樵山文化包括了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群古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系指北自广州石门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贤滘以下，西自潭江以下，东自东莞石龙以下的地区。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中山、斗门、三水、新会、东莞、高鹤、宝安、增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以及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五个市，面积一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以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的有肩石器作为一种指示物来探索西樵山文化遗址的分布，那么，它的分布范围可能及于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指北自北江飞来峡以下，西江自三榕峡以下，东江自剑潭以下的地区。包括清远、广州、花县、番禺、增城、三水、南海、佛山、顺德、高鹤、中山、斗门、新会、江门、珠海、台山、恩平、开平、博罗、东莞、宝安、深圳、肇庆、高要、四会等二十四个县、市，总面积为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33）。目前除花县、顺德、四会、江门、肇庆和开平等外，其余各县、市均有发现。如果包括香港沿海岛屿，笔者目前查到有这类石器地点已达一百处以上(详见文末附表)。西樵山类型的石器在珠江三角洲遗址如此广泛的分布，一方面正表明它是一个供应范围很广的、大型石器制造场(这与珠江三角洲这一冲积平原缺乏适合制造石器的良好石料有关)；另方面可以证明当时(至迟在制作有肩石器之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与产品交换。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将霏细岩石器的有无作为确定西樵山文化同类遗址的唯一标志，而只是把它作为探求西樵山文化分布范围的依据和线索。例如，我们并不把番禺和广州飞鹅岭等地一些与夔纹陶共存含有西樵山类型石器的青铜时代遗存划入西樵山文化。又如，我们之所以把香港一些遗址归入西樵山文化类型遗存，那不仅是蒲台岛、南丫岛的芦须城等地都发现过霏细岩的有肩石器，更重要的是那里发现的不少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文化面貌都与珠江三角洲十分相象或说一脉相承的（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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